（17） 老炊事班长坚决不戴大盖帽
那天，我们正围坐在地铺上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忽然听到一声枪响！大家连忙站起来，冲出门外察看。原来是中队部的通信员在对着院子里大树上的鸟儿放枪。有个学员操着贵州口音批评他：“你怎么可以随便放枪呢？”通信员一翻白眼，不屑地说：“要你管？新兵蛋子！”这天，区队长以上的干部都到大队部开会去了，谁也管不了这个老兵（其实也不算老，194八年参军，军龄只比我长一年，年纪也只十八九岁）。后来他没再放枪，我们也就回屋继续学习。不知道是没人去汇报，还是中队领导没把它当回事儿，这事没见怎么处理。学员们继续学习理论c改造思想；通信员继续“虎”着脸坐在队部，派头比中队长c指导员还要大。
其实早就开学了，但没举行开学典礼，后来才补办。
开学典礼那天，在广场上搭了个台子，全校学员列队参加。每人背上背包，背包就是凳子，大家整齐地坐在背包上。
装备改善了，拉上了“麦克风”，首长的讲话清晰可闻。副校长匡斌（原系军副参谋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在大会上讲话。他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说话幽默。他先作自我介绍：“我是南方人，在北方多年，所以有点南腔北调，我的话大家听得懂吗？”全场大笑，齐声回答：“懂！”后来他讲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但他那个风趣的开场
白我却记住了，几十年了还没忘记。听他的口音好像是湖南人。
修文县的县长也在大会上讲话。该县长身材不高，样子却很精干，语言流利，一口东北话，年纪大约0左右。讲话内容无非是说，军大坐落在修文县内，我们要做好支援工作。我觉得他的口才不错，说话条理分明。可是有人却有不同看法：坐在我中队旁边的是起义军官大队，是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军官调到军大来集中学习的。在县长讲话时，他们的议论被我听到了。其中一人说：“这个县长也没多高水平嘛，咱们出去也可以弄个县长干干。”另一人笑着点点头。我听了觉得好笑，在心里说：做梦去吧！但这也说明了在那个年代，用人确实是“重在表现”，使各阶层的人都能跟着共产党走，都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其实我也在做梦，我不也曾幻想着十年后能登台去给人家作大报告吗？
春暖花开时，我在操场上看到一些士兵在进行制式操练。他们穿着绿军装，戴着大盖帽。看着大盖帽下的脸，我觉得有点狰狞可怕——一种心理作用：大盖帽代表了国民党军c美国兵，咱们军队总是戴八角帽或者圆形软边军帽。我以为这是一些俘虏兵补进来后还没来得及换装，所以身穿国民党军服，却头戴“&b1”帽徽c胸佩“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我去年也曾看见过一个怪现象：在湖南，看见有些军人胸佩“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符号。这是什么部队？既是国民党，又是解放军？后来才知道，是起义过来的陈明仁的兵。为了统战，我党允许他们打这样的旗号起义，以稳定军心。
没想到过了几天，新军装发下来，我们也要戴那种大盖帽。领导说，这是新式的国防军服，穿上它，整齐，威武。学员们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把我们打扮成国民党军的样子？领导解释：“这是国际通行的军服式样。新中国成立了，要和世界各国打交道，军服也要跟世界接轨，否则就显不出我们的大国风度。”学员们都是新兵，又是读过几年书的知识分子，思想工作好做，大家都乖乖地换装；可是有些老兵却不大好办。我们中队的老炊事班长，已经50多岁了，是北方老区的翻身农民。当年，他是见着大盖帽就开枪的，现在却要他戴大盖帽，他怎么也转不过这个思想弯子，任你领导说破嘴皮，他就是不买账。他虽然换穿了国防军服，却仍然戴着那顶旧的圆形软边军帽。季指导员发火了：“没见过你这号兵，好话不听，软硬不吃！”一伸手，把他头上的旧军帽抓过去，没收了。你能抓走我的军帽，你抓不走我的心！他拿条白毛巾罩在头上，象北方农民那样在脑后打个结。一身新军装，头上却是一条白毛巾，军不军c民不民地晃进晃出，领导也拿他没办法。
军帽的风波几起几伏。后来又改成士兵戴船形帽，下面的意见更大；连军人家属都反对，纷纷给国防部写信，说把他们的儿子打扮成国民党兵了。
几十年来，反反复复，最后还是定型在大盖帽上，军官c士兵都戴大盖帽。后来又有了军便服c礼服c作训服c工作服等等，军帽也已形形色色，后辈军人也就习以为常了。这使我想起红军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时，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不仅要穿戴国民党军的军服c军帽，还要戴上国民党军的青天白日帽徽，干部c战士的抵触情绪更大！于是，红军领导带头，教育战士们要顾大局c识大体，要把眼光放远一些。
开学典礼后，掀起了学习理论的高潮。由校副政委姜思毅（原系师政委，后升任总政副秘书长c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八八年授中将军衔）和校副政委赵凤岐（后调任贵州大学校长）上大课。姜副政委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但他讲课不多，主要由赵副政委讲课。赵副政委知识渊博，声音洪亮，材料丰富，讲解生动，颇吸引人。大课之后便是不断的组（班）讨论c中组（区队）讨论和大组（中队）讨论，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深入的学习，既学政治理论，又提高思想觉悟。那时候知识青年学政治理论，学马列主义c毛泽东思想十分主动c自觉，甚至可以说是如饥似渴。我那时也觉得自己好像是钻进了知识的宝库，新事物扑面而来，美不胜收。
班级进行调整时，我被调到一班任副班长。一班的学员文化程度较高，有几个高中生；特别是班长，大学文化，中学语文教师，已经八岁了，北方人，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个子高大，身材魁梧，戴一副近视眼镜，相貌堂堂，口才极佳，是军大经过湖南芷江时参军的。在建班后的第一次见面会上，他介绍自己：如何在大学里参加学生运动，听过马寅初等民主斗士的演讲他的经历c学历c能力都使我十分佩服，他的年龄应该是我的父辈，我自然是很尊敬他的。我把他的情况写信告诉母亲，说我有这么一个好班长。母亲很高兴，回信告诫我，要好好向班长学习，尊他为良师益友。
过了一段时间，班长突然在一次班务会上说：“我向副班长提点意见：副班长工作能力不强，不懂得怎么做工作，工作不主动。副班长骄傲，看不起人，我跟他商量工作时，他总是眼睛看别处，不看着我，有点目中无人的样子。副班长孤僻，不合群，同志们说笑时，他独自闷坐，有点清高，自以为高人一等”我被他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我年轻，阅历少，工作经验缺乏，这是事实；但我努力工作，不偷懒，跟着你班长转，为什么还说我工作不主动？跟人交谈，不看对方的脸，是我年少胆怯，不习惯跟人眼对眼；但我的态度还是谦恭的，并未表现出任何骄傲情绪。我之所以有时不说话，是因为对有些话题我没兴趣，便不插话，这应该是我的自由，跟“清高”不搭界我想不通，但我也未反驳，默默地听着。班里的学员一个个睁大了眼睛，既无人为我说话，也无人给班长帮腔。班长发言后，班会开得闷闷的。于是班长作结语：“我的意见不一定对，仅供副班长参考。”接着就讨论别的事情。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遭遇这种冲击。怎么办呢？辩论吗？人家会说我不虚心，而且辩论起来我也不是班长的对手。默认吗？心里又不服。事出无奈，我只得去向季指导员汇报，把班长在班务会上的发言原原本本地复述一遍，请示指导员，我该怎么办？季指导员考虑了一会儿后，说：“把你安排在一班是不大适合。你到六班去吧。”（为什么把我分到文化程度最高的一班？为什么派我去当大知识分子的助手？我至今也没闹明白。）于是，我便被调到六班，还是担任任副班长。六班的人年纪较轻，大多是初中c高文化。我到六班后，大家相处得还不错。
后来我回想这段经历，对此事作了点分析和估计，猜想其原因有三：一是我的确是少不更事，经验c能力c知识都还缺乏，工作不尽人意。二是班长觉得和一个屁孩子搭档，同进同出的，有失他的身份。三是他喜欢在班里讲他的家事，譬如，他如何追他的老婆，如何坐在老丈人家里赖着不走，终于把老婆追到手；他老婆对他又是如何的体贴入微，甚至讲一些他们夫妻之间的房事。学员们听了大笑c起哄。我年少，对这些不感兴趣，坐在一旁不插话。他可能认为我自命清高，不给他捧场。
后来他又和九班长斗得热火朝天，甚至在全中队大会上两人争过来争过去。
表面上看是为各自班里的事，其实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有历史渊源的。参军前他俩同在一所学校，九班长是高中数学老师，湖南本地人；一班长是初中语文老师，外地人。两人产生了矛盾，外地人斗不过本地人，只得忍气吞声。如今都参加军大了，学员们来自五湖四海，已无地方势力可言，一班长也就不让了（一班长曾在背后说九班长：“当年在中学里当高中把关老师，又是当地人，拉帮结派，神气得不得了，欺负外乡人”）。一班长口才好，标准的国语，口若悬河；九班长大约0挂零，人长得不够挺，有点驼背，又说一口湖南方言，气势上似乎不是一班长的对手。但奇怪的是，中队大会上各班学员的发言支持九班长的还更多一些。
最后由季指导员作总结性发言。他讲了团结的重要性，对一班长和九班长各打三板子。
后来我提前毕业了，他俩斗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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