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循循善诱的副政委救了我一命

    循循善诱的副政委救了我一命

    到达贵州后,二野军大五分校改名为西南军政大学贵州分校,校长仍是贵州军区司令员兼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校址设在修文县。

    我时候读过一篇古文,说的就是修文。说那里是个“瘴疠之地”,山中会生出一种神秘的瘴气,氤氲弥漫,毒性极大,能使人大批地发瘟c死亡,说得非常可怕。我们学校的校址居然就选在那里!但我又想,那是古代,现在医学发达了,可能有了对付的办法。我心里很好奇,很想去看看古人为之色变的“瘴疠之地”。

    我和一些三千里进军途中入军大的学员们一起列队同行,背着背包步行去修文。进驻贵阳后,休整了一段时间,把人给歇懒了,行军时觉得很累。看来人还是要经常锻炼,就像机器似的,长期不转动就会生锈。

    军大校址设在一座山上,房子不少,依山而建,每去一幢房子就要登若干级石阶。建这样一群房子前人是要花费很大气力的。我注意地观察了一番修文的群众,体验了一下修文的空气,觉得和贵州其他地方也没什么两样,反倒是山川秀丽,景色宜人,还保留了一些名胜古迹。

    向贵州籍的同志打听,他们说,古人所谓的“瘴气”,其实就是疟疾;现在有了特效药,已不是致人死命的瘟疫了。

    新组建的中队里,人不多,中队长c副中队长c指导员c通信员,就组成了中队部;外加三个区队长,一个炊事班,一个学员兼职的文书和几个进军途中入军大的学员。大家就打扫屋里屋外,安排吃住,等着新学员到来。

    中队长姓齐,年纪已经不轻了,看样子有40来岁,一口浓重c刚硬的鲁西南口音,来军大前是野战部队的营长。副中队长姓袁,细高条,0来岁,像个给地主扛活的长工,一脸苦大仇深的样子;但性格活跃,爱说爱笑,听说立过大功,是员猛将,来军大前是副营长,也是山东人。指导员姓季,个子矮,又瘦,似乎0岁不到,说带点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有文化,有理论水平,口才很好,来军大前是营教导员。通信员,十七八岁,山东老区的翻身农民,脾气硬,话不多,整天“虎”着个脸。有时中队领导派他到班里去叫人,他来到班里,亮一嗓子:“,到队部去。”说罢,转身就走,再不多说一句话。

    大概是因为我经过三千里行军的考验,算是个半老不新的学员,就叫我当副班长。15岁就当副班长了,我心里乐滋滋的,决心好好干。

    新学员陆续前来报到,绝大多数是贵州籍的知识青年。这次没按文化程度分队。新学员中,高c初z文化居多,也有些高中生和少数大学生。年纪大点的有0多岁,看样子像在社会上干过几年。我便以副班长的身份,学着老学员的样子,热情地关怀新学员,给他们安排吃住,向他们介绍情况,一副老大哥的样子,惹得新学员们用奇异的眼光看我。那时候我自己不觉得,现在想想,人家一定是在心里嘀咕:哪来的屁孩子?在我们面前“老三老四”的!

    我的感觉是,这些贵州籍的知识青年很不错。贵州地处边远山区,其知识青年的眼界却比较开阔,国内外大事知道得不少,性格也开朗c幽默,富有进取心,很愿意向外发展。我想,这可能与贵州的贫穷有关,知识青年不愿老守在贫瘠的家乡,都想着闯出去,闯出一条有点出息的人生之路来。而我们江西人在那个年代,有些人就安于现状。江西地广人稀,即使广种薄收也够吃够穿。那时江西流行着这样的民谚:“红米饭,木炭火,神仙不如我。”“七十二行作田好,朝见父母晚见妻。”有些知识分子在中学或师范毕业后,就在家乡当个学教师,半耕半教,不大愿意离乡背井。

    在后来的七十年代,我曾经碰到一个江西人不愿背井离乡的典型。那天,我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中年人,文文静静的,像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来找我的同事的,同事刚好出去了,我就请他坐,给他倒了一杯茶,让他稍等一会儿。在等人的时候,我和他闲扯起来。当扯到南方c北方的天气时,他说了一句:“我也曾在北方待过几个月,过不惯。”

    “在哪里?”

    “在哈尔滨。”

    “我也在哈尔滨待过两年。你在哈尔滨干什么?”

    “上学,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学。”

    “哇,那可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许多元帅c将军的儿子都挤进那所学校念书。你怎么进去的?”

    “考进去的?”

    “怎么又回来了?”这时我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他是江西一所公社中学的校长。

    “退学回来了。”

    “为什么退学?”我大惑不解。

    “在北方过不惯,高粱米吃不惯,天气太冷,又照顾不了家里,就退学回来了。”

    我深感惋惜:“唉,你要是不回来,现在是解放军里的高级科技军官了!”

    他笑笑,似乎并不感到可惜。唉,真是“人各有志”啊!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改革开放后,我们江西人的观念改变了,许多青年人出省求学c打工c工作,也面向全国c胸怀世界了。

    贵州人还很喜欢当兵,当国民党兵的人不少,现在要求当解放军的更多。这可能与贵州穷,“当兵吃粮”,有饭吃c有衣穿有关。后来的事实证明,贵州兵的确是很不错,在剿匪中,在抗美援朝中,贵州兵表现得勇敢c灵活,善于爬山涉水,敢打敢冲。倒是少数比较富裕的老解放区的战士,由于家乡土改了,分到了田地,认为“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才是最幸福的,想着早点解甲归田。他们在会上发起言来,一套一套的(在老解放区长大,耳濡目染,历练出来了),打起仗来,有些人反倒不如那些贵州新兵勇敢。存在决定意识,经济是基础啊!

    贵州这个偏远c穷苦的地方,过去也出过一些人才,譬如,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就是贵州人,是个在国民党的牢里坚贞不屈c敢把牢底坐穿的革命志士,又是一个饱读诗书c满腹经纶的才子。可惜在1946年4月八日那天,他坐国民党的飞机回延安,中途飞机失事,他和将军等人一起遇难!

    国民党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是贵州人。当年江西和贵州曾经发生过争议:江西说何应钦是我们江西人,贵州说何应钦是我们贵州人。为了表示何应钦是江西人,江西还在何应钦的老家办了一所“应钦中学”。其实何应钦只是老家在江西,后来迁到了贵州,他是在贵州出生c长大的。现在国民党垮台了,何应钦也逃到台湾去了,自然也就没人再去争了。

    贵州的青年知识分子还有个特点:能劳动。在军大,吃米,烧煤,一切的吃用,自然都要自己去扛;还有生产自给的劳动任务等。那些贵州学员看起来个子瘦,气力却很大,多扛快跑,登山爬坡如履平地。我作为副班长,个子又高,15岁的年纪,比他们0岁的还要高,自然是要起带头作用罗。我也就多扛快跑,咬牙切齿地坚持,常常累得眼冒金花。有一次,我扛着一大袋煤,落在了后面。坚持扛到厨房后,放下煤,又跑步赶去集合。冲下石台阶时,眼睛一黑,腿一软,几乎昏倒。好在年轻恢复得快,在地上蹲了一会儿,也就没事了。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人多了,自然也就良莠不齐。新学员中有个叫石磊的(可能是化名),0来岁,整天低着头,情绪不高,沉默寡言。他的班长(也是贵州籍的知识分子,大概有0来岁,头发梳得溜光,面孔白皙,身材高挑,能言善辩)常在大庭广众中大讲石磊的坏话:“没见过这号人,拼命吃,一餐要吃几大碗。晚上睡在地铺上就拼命放屁,屁响得惊天动地,地动山摇,把地铺都砸了一个坑!”惹得听者哈哈大笑。

    季指导员找我谈话:“石磊在班里待不下去了,想分到你们班去。人都是有缺点的,要善待他。”我当即表示同意,石磊就调到了我们班。他依然是沉默寡言,表现一般。吃饭多少,没人去管他,反正是敞开吃,又不定量。至于晚上是否放响屁,我也不清楚,我的头一沾上包袱枕头就睡着了。

    一天,队部通知,全体去大礼堂上大课。石磊向我请假:“我肚子疼,去不了。”我说:“那你就好好休息,不行就到校医务室去看看。”他默默地点了点头。我便整队带着全班去大礼堂听课。

    由学校的副政委赵凤岐讲《社会发展史》,讲了三四个时,中间休息过15分钟。听完课,已到吃晚饭时间。回到住地时,我感觉身上有点凉,想加件毛线衣穿,却怎么也找不到。这就奇怪了,我明明是把毛线衣叠在被子里的,怎么会不翼而飞?这时,突然有人惊呼:“石磊的被子也不见了!”“石磊跑了!”“石磊开差了!”“副班长,别找了,你的毛线衣肯定是被石磊拿走了。”“顺手牵羊啊!”学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我大怒:你这个家伙也太不仗义了!你在别的班被整得灰头土脸的,我好心好意接收你c善待你,你反倒偷我的东西!那个年代,毛线衣算得上是好衣服,又是妈妈亲手给我织的,有纪念意义;而且货色上等,是“蜜蜂牌”毛线织的。再说,班里出现逃兵,我这副班长的脸上也无光呀!(班里暂时没有班长)几种想法凑在一起,使我决心去抓逃兵,把石磊抓回来!于是,我提起一支步枪,背上子弹带,大步奔出校门,沿街寻找。

    一路看过去,仔细搜索着,始终没见到石磊的踪影。其实,听了三四个钟头的大课后,石磊早就远走高飞了,上哪去找?我不死心,少年的犟劲儿上来了:出城去找!我匆匆奔向城外。忽然,在城门口迎面碰见大队副政委(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员)。副政委长相粗糙,说话却很有水平,而且语言亲切,态度和蔼。他和我有过一面之交:他到中队来视察时和我说过几句话。他看见我,随口问道:“同志,干什么去?”“抓逃兵去。”“谁逃走了?”“我们班的石磊。他还把我的毛线衣给偷走了,我得把他追回来。”“就你一个人?”“嗯。”副政委明白了,他看看天,对我说:“天都快黒了,你一个人出城,安全吗?”我昂然地:“我不怕。”副政委笑了:“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你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保障?现在城外很不安定,经常有土匪出没。你一个人一支枪出了城,天又快黒了,你到哪里去找那个逃兵?如果土匪发现你只是一个人,动起手来,怎么办?土匪都是成群结队地活动,你再怎么勇敢c不怕,你一人一枪,对付得了一群人?”

    我犹豫着,还有点想出城。副政委继续劝说:“当然,被偷掉一件毛线衣,十分可惜;但人的生命更宝贵,不能因失大,下次当心点就是了。啊,听话,回去,回去!”副政委像个老妈妈,絮絮叨叨地好言相劝,脸上始终带着微笑。我心里感受到一种温暖,有一种儿子得到慈母关怀的感觉。我被他说服了,但嘴里无话,只知道默默地向后转,返回了营房。

    不懂事的少年啊,连感谢的话都不知道说一句。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是循循善诱的副政委救了我一命。如果那天我在黄昏时出城了,恐怕就没有我以后的岁月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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