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29）国共两党的译电员一板之隔
在平常的日子里也会出现突发事件，一个突然露出“庐山真面目”的人物把我们几个兵弄得狼狈不堪。
那天晚上，还不到睡觉的时间，我们三个人坐在床边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谈。这时，房东老板抱着一个孩笑眯眯地走进来亲切地参加我们的“夜谈会”。军民鱼水情嘛，我们自然是表示欢迎，请他在床沿坐下，逗逗他怀中的孩玩。
我们扯了几句无关紧要的闲话后，他突然发问：“你们是搞译电工作的吧？”我们都一愣，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说“是”吧，不能，上级要求我们保密；说“不是”吧，在他家里住了几个月，虽说不在他家里工作，但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闲谈时，免不了会扯上点工作上的事情。当时以为房东是外行，没怎么防他。那种老式的旧民房都是木板隔的，隔眼不隔音，什么样的隔壁话还不都叫他听去了！睁着眼睛说瞎话——说“不是”，又有什么用？我们三个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一时找不出应对的话，一个个面面相觑，哑口无言。他见我们那一副狼狈相，有点得意地笑了；又说了一句完全出乎我们意外的话：“我过去也是搞译电工作的。”说罢，又笑笑，抱着孩站起身悠悠地走了。
他的这句话就像是一声炸雷，把我们三个人全都给震傻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内行的耳朵就在隔壁。我们相互使了个眼色，什么话也没敢再说，解衣睡觉，心里却很紧张，自是一夜无话。
第二天，我们三个人坐在对面的楼上商量这个事情：
“那个房东是什么人？”
“肯定是国民党的译电员。你看他，0几岁，现在是老百姓，以前干过译电工作，当然就是国民党的译电员啰！”
“不一定，也可能是大公司的译电员，商业译电员。”
“大公司一般都是帝国主义企业，起码也是买办资本家，那也是敌对势力，也很危险。”
“我们的警惕性太差了。”
“谁能想到呢！他那个样子，就像是个普通老百姓。”
“既然说我们是做保密工作的，为什么要把我们弄到老百姓家里来住？”
“都住到国民党的译电员家里来了，还保什么屁密！”
“这事儿办得也太离谱了，要马上去向股长汇报。”
“对，现在就去。”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司令部机要股，向赵股长作了汇报。
赵股长听后，面容严肃地说：“这个事儿要解决，我马上向首长汇报。”
第二天就通知我们搬家。在司令部里腾出了一间大房间，译电组的新老译电员住在一起，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部队的作风果然是说干就干，雷厉风行。
进入司令部后，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真正的机要部门，真正的机要部门是机要股，我们只能算作准机要部门。机要股对应的是机要台，翻译绝密电报，密码的档次更高。我们译电组对应的是报务台，报务台的报务员就是那两个起义军官，翻译c拍发的是机密电报。“机密”c“绝密”，一字之差，似乎就差了很大的一个档次。
于是，在我们心里，就产生了一种对机要股的羡慕与向往。
政治学习时，我们译电组要去机要股室外的天井下面和他们一起学习，由机要股的赵股长或郭副股长主持。我们学习时，常常会看见一两个机要员迷迷糊糊地刚起床，旁若无人地漱口c洗脸，对没有按时起床c没有参加政治学习竟然毫无歉意。赵股长大概看出我们的惊讶表情，就向我们解释：“他们昨晚翻译特急电报，弄到半夜过后才睡。”啊，原来如此。我不禁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敬意，觉得他们是一种特殊的人，过着特殊的生活，做着特殊的贡献。我们译电组当然是自愧不如啰！
相处久了，我对机要股的人也熟悉了：两位股长都是老革命：赵股长（赵玉瑞）是194年参军的，山东人；郭副股长（郭泠）的资格更老，是19八年参军的鬼兵，河北人，是司令部里资格最老的营级干部。那时部队里是很讲究资格的，提拔干部c任命干部都要看看资格，比比资格，公开提出任用干部的标准是“德c才c资”三大标准，“资”算是三大标准之一，不可或缺。老资格在部队里是很受人尊敬的，说话c办事很自然的就是要比别人高那么一点儿。股里的其他干部则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一个连级干部，1947年参军；其他的都是排级，都是194八c1949年渡江前参军的北方人，只有一个是大军渡江后在南京参军的南方人。按现在的标准，他们都是离休老干部啦，那时候却被人看成是新干部c知识分子c青年。我们译电组则全部是大军渡江后参军的南方人，是机关里最的“字辈”。
可是“字辈”也有充“老大”的时候。
作战科有个见习参谋，也是个渡江后参军的“字辈”，随部队下去剿匪时缴获了一盒麻将牌。他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没有上交，留下来自己玩。那天，他喜滋滋地捧着麻将盒子来到译电组，问我们：“你们会玩麻将么？”他和我们年龄相近，资历相仿，常在一起玩耍，有了好玩的东西自然就会首先想到我们。
译电组的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会啊，会啊。”马上移动桌子，砌“城墙”玩。
人多位子少，只能四个人玩，其他人就站在旁边看。一开玩才发现，都是些“二百五”，没有一个真正的内行。在家时都是学生，家长是不允许少年子女打麻将的，顶多是站在桌旁看大人玩时学到点皮毛。但越是外行兴趣越大，限定时间，轮流玩，很快就玩熟了。反正是不议钱的，输赢无所谓。但这个东西怪，会玩上瘾。那时候的机关工作还没走上正规，没有严格的制度，有工作就干，紧急情况下通宵干，没事时就可以玩。没事时我们几个人就凑在一起打麻将，“一万”c“两万”c“红中”c“白板”像模像样地吃进打出，其乐融融。
一天，我们正在玩麻将，进来一个老军人。他大概40几岁的样子，个子矮，又黑又瘦。他见我们在玩麻将，有点惊喜地说了一句：“哪来的麻将呀？”一口当地方言。我们玩得正起劲，没人理他。
看来他也喜欢玩麻将，站在旁边看，看得都不愿走了。你爱看就看呗，还是没人理他。
看着看着，他的麻将瘾也上来了，两只手搓了搓，跃跃欲试地说：“我也来几把。”那个正在鏖战的见习参谋“突”了他一句：“不要你！”大家心里也都不想让他玩：我们自己都玩不够c轮不上，还能让给你这个外人？
老军人知趣地不再说什么，但还是舍不得走。又站着看了一会儿，才悄悄地走了。
过了几天，分区和专署联合召开公审大会，公审和判决一批匪首，分区机关也派人列队参加。公审大会设在大广场上，把戏台布置成主席台，挂着“公审大会”的横幅和宽严结合的政策性对联。
公审大会上，有首长讲话，有受害群众控诉。代表分区讲话的是张副司令员。他往台前一站，我们全都傻眼了。天啦，他就是那个想打麻将而被我们“刮胡子”的人。他讲一口地道的当地方言，通俗而生动。还说一些土语c民谚，引得台下老百姓“呵呵”地笑，宣传的效果非常好。群众中有人说：“他是我们贵州人。”“我们贵州也有人在解放军里当大官啊！”其实他是四川人，四川话和贵州话好像也差不多。
回到司令部，我们几个青年在一起议论，都感到有点尴尬。那个见习参谋说：“我以为他是个老炊事员c俘虏兵。”那时候年纪大点的俘虏往往是补进炊事班的，俘虏中也的确有不少四川c贵州一带的人。张副司令的样子实在是不像首长，淳朴得像个老炊事员。我们粗声粗气地拒绝他，他也不生气，也不转身就走以示不满，居然还站着再看了一会儿才悄然离开，真是个老实人！
后来我们迎面碰见他，都感到有点不好意思。青年也不懂得道歉，只是叫一声“三号”，就匆匆擦肩而过，溜之乎也。他也没有为难过我们，大家相安无事。不久，他就调走了，听说是提拔到云南当分区司令员去了。
那时候叫首长不叫职务，编着号叫。一号是司令员，二号是政委，三号是副司令员，四号是副政委，五号是参谋长，六号是副参谋长，七号是政治部主任，八号是政治部副主任。一——八号算是首长，其他的领导不算首长，是部门领导。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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