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28）小青年死里逃生
这个世界说还真。一天，我们住房的前厅房间里晚上忽然发出了一阵争吵声。我走过去看了一眼，哟，争吵的其中一方居然是我初入军大时同一个中队的同学。等他们争吵完了，我再走过去看，房间里只剩下我的同学一人了。我推门进去，叫了他一声。他一抬头，看见是我，十分高兴，拉着我的手拼命摇：“怎么会是你？你怎么也会在这里？”我笑道：“山和山不碰面，人和人总相逢。”
我们坐下来各自叙说着自己的别后之情。他的经历使我颇感意外：他原来在军大学习时，表现一般，不前不后，中不溜秋的，并不显眼。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县大队当文化干事，排级干部，非党非团。他感到分配得不大如意，在县大队工作，属于地方部队，枪支破旧，任务单调，很少出县界，有点不大安心。但受过军大的教育，懂得做一个革命军人要有组织纪律性，便强制自己安下心来好好工作。
谁知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短短的半年之内，入党，提拔，当上了中队的副指导员（中队没有指导员，由副指导员负责）。和他比比，我就差远了，我连团员都不是，排级干部也没当几天。但我自我安慰：县大队水浅，今后难有大发展。我们是军分区，又是野战军的师，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后来我发现，那位同学的房间里天天夜里发出争吵声。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闹什么呀？我关注了几夜，发现他们每晚开干部会。那些班c排长不服从副指导员的领导，“五马长枪”地胡乱顶撞。我的那位同学似乎能力不大行，居然控制不了局面，只能是天天晚上争吵一番，议而不决，不欢而散。
其实那些班排长也都是些新兵（我从他们的年龄和口音判断，都是些参军不久的贵州青年。地方部队里老兵少，提拔得快），他就是领导不了，真是怪事。我觉得他这个副指导员当得窝囊，羡慕之情也就悄然退去。
不久，他们搬走了，以后就没再见过面。
一天，又一位军大同学找上门来。他也是我初入军大时同一个中队的同学，比我早毕业半年。他不知怎的打听到我在镇远军分区工作，路过时就来找我。
同学意外见面，非常高兴，两人都热切地谈自己，又热情地询问对方，还打听别的熟人。
他讲的一段亲身经历把我吓了一跳：他被分配在国民党起义部队八十九军的一个连里当军代表。一个连的国民党官兵中只有他一个解放军。当然连里所有人也都穿上了解放军的服装，佩解放军的符号，戴“&b1”帽徽。起义了嘛，编成解放军了嘛。可是他们起义不久，老底子还是国民党军，红皮萝卜白的心。好在各级都有军代表，从上到下有一个系统，上层还设有工作组，有经验丰富的我军高级干部领导他们，经常开会布置工作c指明方向c传授工作方法。他在连队和连长处得也还不错：连长向他表示了靠拢共产党c追求进步的要求。虽然他自己还不是党员，但终归是共产党派进去的军代表，是驻连队的“特命全权大使”，他的话汇报上去还是管用的，连长自然要和他拉拉关系。他也注意在士兵和其他军官中开展工作，把自己在军大学到的那点革命道理现贩现卖地“捣腾”出去，似乎还见点成效。
谁知一天半夜，枪声突起，起义部队顷刻哗变，几个班c排长冲进他的卧室，把他绑了个结结实实。
拂晓时，叛军要开拔了，他被推推搡搡地拖到叛军连长面前（这次是两个师的头头串通后，裹胁官兵叛变）。有人向连长请示：“这个人怎么办？”队伍中有人嚷嚷：“毙了他！”“毙了这个共产党崽子！”连长翻脸不认人，掏出驳壳枪，恶狠狠地说：“让我亲手毙了这个共产党！”说罢，子弹上膛，用手将他一推：“走！”
他被连长押着，身不由己地向密密的山林中走去。他的两臂被紧紧地绑着，枪口就贴着他的后脑勺，使他无法反抗，也无法脱逃。他一面机械地走着，一面在脑子里胡思乱想：他想起远在江西的父母亲，想起上级领导，他们都不可能知道自己是怎么为革命而牺牲的刚参加革命就牺牲了，他感到遗憾，可又无计可施c无法可想连长将他押到密林深处后，突然从身上拔出一把匕首，“刷”地一下，割断了他手臂上的绳子，然后指着林中的一条路说：“你顺着这条路往前跑，翻过一座山就是公路。”他被弄糊涂了，呆呆地看着连长。连长又说了一句：“咱们后会有期。”他深感意外，感激地回答了一句：“后会有期。”拔腿就跑！
他飞快地跑着，像一支离弦之箭，只觉得耳边生风，呼呼作响。这时，身后传来几响驳壳枪的枪声。他知道这是连长在用枪声迷惑那些死硬分子。
他按连长所指，顺着路走出密林，翻过高山，找到一条公路；再沿公路找到一支解放军部队，才又回到了自己的队伍里。
他向我讲述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时，额上淌着亮晶晶的汗珠，似乎还心有余悸。一个青年，参军只一年，就遭遇如此强烈的生死瞬间！我佩服他能用好在军大学到的革命道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从思想上把那个连长拉到了我们这一边。
他还给我介绍了起义的国民党八十九军叛变的经过。那是他事后了解到的。
八十九军下属的两个师在几个坏头头的操纵和胁迫下叛变，杀害我军代表。可是军长张涛坚决不肯叛变。虽然他当过何应钦的副官，受过蒋介石的接见，但他投奔共产党c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决心不动摇。那两个叛变的师依仗人多势众，见胁迫军长不成，就企图用武力解决，对着军部开枪开炮，攻打军部。军部警卫营是忠于军长的，当即组织抵抗。一个营要抵挡两个师，当然很困难；但军部警卫营的武器好，火力强，弹药充足，坚守待援。叛军虽然人多，但人心不齐，有认真攻打的，有勉强应付的，还有把枪口抬高一寸的。眼看着军部久攻不下，叛军头目有点慌了，他们担心解放军赶来救援，那就逃不脱啦。于是停止进攻，胁迫部队入山为匪，狼狈逃窜。
听了老同学的介绍后，我开始关心起八十九军那些人后来的情况。军长张涛后来担任贵州省政府委员c贵州省体委主任c贵州省民革副主委；而那些叛变头目，或在战场被击毙，或被抓住后公审处决，或被判刑，都没得好下场。
后来我和这位老同学因双方工作的频繁调动，失去了联系。但我有时还会想起他，特别是在“文革”中，我会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会不会因此而遭难呢？他这个事儿是很难找到证明人的，查起来将百口难辩！
老同学，你现在还好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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