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戴狗皮帽子的是洋八路……”
那时候，二野和四野的服装不一样，一眼就能分辨。二野的军装染成黄色；四野的军装是绿色，布的质量要好一些。二野发雨伞，四野发草帽和雨衣。二野发被子，四野发大衣。四野的武器c装备比二野好多了，冲锋枪多，卡宾枪多，大炮多，汽车多，骡c马也多，还有坦克
后来看了一些军史资料才知道，差距的产生是有着历史原因的。1947年蒋介石搞了个“两个拳头打人”，一西一东，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造成这两个我党的重要根据地压力极大。为了化解蒋介石那两个拳头的力量，命令二野的前身——晋冀鲁豫野战军大胆放弃后方，挺进大别山，威胁国民党的腹地和他们的首都南京。这一着棋就像是一把尖刀插进敌人的胸膛！胸膛挨了刀，两个拳头自然就会松劲。这就大大减轻了陕北和山东的压力，对战争的全局作出了贡献。但尖刀本身也因此而卷了刃：当时的大别山区是敌后，刘伯承c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蒋介石是又惊又喜：惊的是刘c邓进了大别山后，对南京和江南一带虎视眈眈，令其寝食难安；喜的是神出鬼没的“独眼龙”（刘伯承在早年的战争中负伤，失去一只眼，国民党称他为“独眼龙”——神龙见首不见尾，常常出奇兵以制胜）终于现形，可以聚而歼之。于是，前面派重兵拦截，后面派重兵追击，企图一举歼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军事集团。刘邓大军以“壮士断臂”之勇气，下令将大炮拆卸，埋入地下，轻装疾进。下面的干部c战士想不通——那可是多少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军中之宝呀！有人抱着大炮痛哭，嚷着：“要埋就把我和大炮一起埋到土里去！”
刘伯承提出“两军相逢勇者胜”，率部突破层层封锁线，终于进入大别山。
大别山区曾是红军的根据地；红军撤出后，敌人来了个“人要过刀，石要过火”，把大别山区烧杀成荒芜之地。大军进去后，供应极其困难，还要和蒋军14个整编师个旅的“围剿”部队周旋，艰苦的环境c残酷的斗争使我军人数有减无增。七个月后，刘邓部完成了牵制敌人的战略任务出山时，兵员数量及武器装备已大不如友军。可以说，二野是为全局作出了重大牺牲的！
四野呢，原是一支全国各个根据地拼凑起来的部队。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争夺东北。国民党用军舰c飞机c火车运兵；共产党的军队则是用两条腿走，离得最近的冀热辽军区部队抢先进入东北，紧接着从全国各地先后调进10万军队。初期东北的解放军根本不是美械化装备的国民党军的对手，只好边打边撤，从南撤到北，从城市撤到农村。以至于当年红军里的老人说：“林总吃了几年洋面包，不会打仗了（林彪在平型关大捷后，被山西阎锡山的士兵误伤，赴苏联治伤，在苏联住了几年）。但四野有个有利条件，日本投降后在东北丢下大批枪炮c弹药，被苏军接收。虽然苏联和蒋政府订了条约，规定日本人留下的武器c物资不能交给中共。但下面的苏军官兵看在同是共产党的份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中共的军队开倉搬运（后来斯大林看见蒋介石跟美国人跟得太紧，为了牵制蒋介石，就放手让八路军拿日本军队交出的武器）。从红军到八路军，战士们都曾拿着长矛c梭标c老套筒上阵，赤手空拳也敢夺敌人的枪，如今突然从天上掉下这么大一块“馅饼”，能不喜出望外c勇气倍增？自然是如虎添翼，锐不可当！不可否认的是林彪确实是个用兵的奇才，常常能出奇制胜，打得蒋介石称他的这个当年黄埔4期的学生是“战争恶魔”！还有一个“政治奇才”，就是我们曾经到过他的湖南老家的罗荣桓。林彪这个人工作极端的“单打一”，只管军事指挥，其他的事一股脑儿推给罗荣桓，他当“甩手掌柜”。于是，政治思想工作c后勤保障工作c根据地建设c干部配备c来自全国各根据地部队的融合工作等等，全由身患严重肾病的罗荣桓带病坚持着进行统筹安排。可以这么说，东北战场上如果没有林彪的指挥，不可能打得这么漂亮；但如果没有罗荣桓这样的政委，林彪也难成大业。林彪其人，刚愎自用，极其好胜，建功心切；罗荣桓勤勤恳恳，工作细致周密，不争功，不诿过。林罗搭配，优势互补。结果，共产党10万军队出关；打了三年，入关时变成了百万大军。这可说是林罗联手创下的战争奇迹！据说当时曾如此评价东北战场：“林彪现在壮得很呢！”当然这是指林彪统率下的军队，林彪本人则“瘦得很”呢！
战争本身就是个全局。根据全局的需要，有的吃肉，有的就要啃骨头。二野c四野两支部队一会师，自然是差距明显。我看着四野那些在当时说来堪称“现代化”的武器，也是眼热得很呢！
我们宿营后，当地的四野驻军中就有人来看望我们，帮我们借东西c安排吃住，以尽地主之谊。晚上，他们坐在地铺上和我们聊天。他们都是东北人，说话很好听，在我们南方人听来，就和国语（普通话，那时叫国语）一样。那些四野的东北战士，性格直爽，手脚勤快，待人热情，交往主动，又很谦虚，称我们是“二野老大哥”，给我们讲了一些他们部队的趣闻轶事：
部队要入关了，一些东北籍战士不愿离开家乡，谣言蜂起，说什么“南方热呀，东北人去了，根本受不了：生鸡蛋埋在土里，能烧熟；烤烧饼不用炉子，贴墙上就行；蚊子大得像鸡儿，三个蚊子能炒一盘”入关后，渡过长江，来到南方，虽然没有谣传说的那么“邪乎”，但确实有一个艰苦的适应过程。雨多，天热，潮湿，蚊虫叮咬，造成部队里疟疾流行，有的连队病倒了三分之一；几乎人人“烂裆”，即大腿两侧溃烂，行军时痛苦不堪。连军马都不适应，日渐瘦弱，有的病死，有的在窄狭的山路上滑下山崖摔死。吃的也不习惯，他们宁愿吃东北的粗粮——高粱米，也不爱吃南方的细粮——籼米，有的人吃进去的是米饭，拉出来的还是米饭，胃肠不习惯啊！经过一段时间的医药治疗，加强后勤供应，做好思想工作，现已逐渐适应了。
四野入关时戴的是狗皮军帽，入关后和关内蒋军一交火，把关内蒋军吓了一大跳：这是穷八路吗？冲锋枪c轻重机枪c大炮一起开火，火力猛得吓人！这些戴狗皮帽子的莫非是在苏联受过训的“洋八路”？于是，在关内的国民党军中广为流传：“戴狗皮帽子的是‘洋八路’，谁挡他们谁死！”四野中一些调皮战士就在行进中把狗皮帽子挂在枪口上高高举起，国民党军远远看见狗皮帽子就望风而逃！
四野同志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呢？这里面还有点故事：
二野c三野渡江后，在江南会师。虽然二野的领导刘伯承c和三野的领导陈毅c粟裕是关系极好的老战友，下面的干部c战士却由于不同地区的不同习惯c不同文化的差异，闹过一些矛盾。二野以前叫晋冀鲁豫野战军，是在山西c河北c山东c河南交界处的一些贫困地区成长壮大起来的军队，部队的行为方式也以适应这些贫困地区的军民习惯为准。譬如说，二野的干部c战士一律剃光头，原因据说是子弹碰上头发会爆炸，负伤后头发又会影响伤口的包扎和清洗，平时也不方便清洁卫生。对这个规定，干部c战士都能执行，上上下下一律剃光头。可是后来打下了城市，有些城里参军的青年却舍不得剃掉漂亮的西装头，捂着军帽不肯剃。基层干部就下命令：“不管你羊头（谐音，当时民间管西装头叫“洋头”）狗头，一律给我剃成光头！”有的全连没有钟表，站岗c换哨要点香计时。有的战士缴获到钢笔，拿来学写字，嫌笔划细，不好看，就将笔尖放在石头上磨。有的战士进城后，看见烫头发的妇女就说是妓女；看见一男一女手挽着手走路就认为是流氓。有的战士叫新参军的知识分子“地主崽子”；知识分子不服，说自己是城市贫民。战士们不相信：有钱读中学的，还能不是地主？有的战士没见过电，进城看见电灯，拿自卷的烟凑到电灯泡上去点烟，点不着还奇怪地问：“城里的灯咋点不着烟？”因为不识电还出现过一些事故：有个战士背着枪，枪上的刺刀碰着裸电线，触电身亡；有的战士解便，便撒在裸电线上，电流顺着尿传上来，触电身亡（刚解放时，百废待兴，有人无序地胡乱架设电线；有的电线杆子倒了，带电的电线就拖在地上）。所以干部要认真交待那些偏远山村来的战士，要学会识电c用电，见新奇东西不要随便用手去摸，坐车不要把头c手伸出窗外（有人曾在会车时伤了头和手）。
而三野的战士大多是苏北c胶东一带人，还有一些浙江c苏南人（新四军的老底子），更有一些上海c南京c杭州等地奔赴根据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生长在东部沿海c鱼米之乡，文化程度较高，生活习俗也是南北有别。他们留西装头，三七分，五五分，讲究发型。有些人还戴手表c穿皮鞋。二野c三野两军会师后，由于地域不同c习俗不同，产生碰撞（旧中国由于交通不便，地域之间交流很少，有些闭塞地区的人甚至一生就在一地，不出省，不出县，甚至不出乡，没见过火车c汽车）。譬如，二野的有些战士进城后，处处看着新奇，不免东张西望；三野的个别战士就忍不住要嘲笑几句。二野的战士也看不惯三野的战士：羊头（洋头）狗颈的，还戴手表，像个汉奸c伪军。分明是地主老财的儿子，还敢来讥笑我们贫雇农子弟！于是，因鸡毛蒜皮的事而发生冲突，影响了团结。
为此，二野c三野的领导都向中央作了检讨，并各自严格教育部属：什么南方北方，什么城里乡下，都是阶级兄弟，都是革命同志。谁要是再敢闹不团结，狠狠批评，重重处分！
接受上一次会师的经验教训，因为二野进军大西南要经过四野的防区，两个野战军的领导就都给下面打招呼，层层传达贯彻：要讲团结，讲友谊，开展互助。要看到自己的不足，多看别人的优点，多摆对方的功劳所以四野的战士跟我们聊天时，居然还知道什么“二野老大哥千里跃进大别山，给我们创造了歼敌的条件”于是，我们互相赞扬对方功劳大c贡献大，其情切切，其乐融融！（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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