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48）把土匪也选到空军去开飞机？！
（4八）把土匪也选到空军去开飞机？！
我们住进了省军区招待所后，就像被人遗忘了似的，天天除了吃饭c睡觉，就是当“压路机”——压贵阳市的马路。解放两年来，贵阳的面貌有了不的变化，大街上还常有一些庆祝活动。
我们这些当兵的从来没这么闲散过，难得有这样的游览机会，天天玩得不亦乐乎！但玩久了也就腻了，就想赶快到空军去：学开飞机比在这里闲逛更有意思啊！
终于等来了这么一天：省军区干部部通知我们去见面。
大家排排坐，坐在干部部办公楼走廊里的长条靠背椅上，就像在医院里看病似的，坐着等叫号。我们被一个一个单独地叫进去谈话。谈完一个出来一个，再进去一个。
我估计之所以要我们等这么些天，是因为他们要细细地研究我们这些人的档案。现在研究好了，再找我们来当面考察一番。我一面等着里面叫我的名字，一面在心里打鼓。经历了上次的风波后，我这个屁孩子的脑子也开始变得复杂一些了。我分析着自己的情况：这么糟糕的家庭，能让我去开飞机吗？在分区时有赵科长帮我说话；来到军区，赵科长已是鞭长莫及。再说，即使赵科长来了，他也说不动军区干部部啊！但是既然来了，也就只好硬着头皮等啰，行不行听天由命吧！心里还是十分地盼望能通过，因为如果被打回去了，人家问我：“你怎么回来了？”叫我怎么回答呢？那个“脸”可就丢大了！还不如在分区时就给打下来呢。在分区打下来还可以有个“托词”：招待所的老指导员不是替我想好了吗？“后来后来又发现你的身体不大合格”我可以借他的这个话下台阶正当我胡思乱想时，一个同伴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对我说：“童心，叫你进去。”
我赶快收起乱纷纷的思绪，怯生生地走进了干部部的办公室。
室内是两张合拢的办公桌，桌旁坐着三个人：两个中年军人，一个青年军人，青年军人手里拿着钢笔作记录。两个中年军人像是领导干部；那个青年军人只有0来岁，白净的脸，像个学生模样，可能和我一样，也是参军不久的字辈。
其中一个中年军人一面翻看档案，一面问我的家庭情况c本人历史，问得很详细。有时问到我父亲的一些很具体的情况时，我答不上来，只好说：“我不知道。”他们便相视而笑，似乎并无恶意。
问我的时间明显的比别人要长，搞得我好紧张。出来后，有同伴问我：“你的脸怎么红得像关公？”我说：“我有点紧张。”同伴笑了：“这有什么好紧张的！”我心想：你当然不紧张啰，我要是贫雇农家庭出身，我也不会紧张。我好羡慕他们呀，有一个好的家庭出身真好！
这次问话后又让我们等，一等又是好几天，我只能是忐忑不安地等着“宣判”。
这时同志们在背后议论，说我们中间的某某人是土匪
什么？土匪也选到空军去开飞机？我大吃一惊！
事情是这样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既要派大批部队去朝鲜打仗，又要不断地补充一线部队的伤亡，还要守卫已经解放了的这么大一个新中国。经过解放初期大规模的复员c转业后，军队已深感兵员不足。中央便来电报指示各部队，可以在俘虏的匪兵中挑选一些政治上没什么问题的年轻人，经教育c审查后补进部队（恰巧这份电报就是我翻译的），所以在体检的“海选”中就选出了这么一个“土匪”夹在我们中间。那个“土匪”是个高中生，生得文质彬彬，见人总是笑眯眯的，自然是没有一点儿土匪相了，但我们还是有点难以接受他。
几天后，干部部的通知下来了。其中有两人被退回分区，灰溜溜地回去了，不知是什么问题。其他的人则由省军区用卡车直运重庆，把我们交给西南大军区。我有幸也列入其中。看来那个时候倒真的是“重在表现”，把家庭问题放在了比较次要的地位，否则我是通不过的。那个“土匪”也政审通过了，大家都感到惊奇。其实，那时候的土匪就是国民党的游击队。国民党正规军的士兵被俘后可以教育c改造，经过考验后还可信任c重用，游击队里的被俘士兵当然也可以一视同仁。
一辆卡车载着40几名两个军分区挑选出来的准空军和准海军在盘旋起伏的川黔公路上疾驶（加进了另一个军分区的体检合格人员）。此时是195年的初春，从镇远去贵阳，再从贵阳去重庆，一车的军人，连支枪都没带，可见1950c1951这两年的剿匪确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公路上已可不带武器安全行车了。
一路上，山高路险，林深流急，卡车盘旋上下，穿隧过桥，高原上变幻无穷的景色扑面而来。有知情者在卡车驶过一个险要处时告诉大家，这里是“掉死崖”，在这里翻下悬崖的汽车最多。其实，川黔公路上到处都是“掉死崖”，西南地区的司机开出经验来了，翻山越岭如履平地；如果平原地区的司机到大西南来开车，肯定不适应，非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见习期不可。
我在从镇远到贵阳的路上就呕吐了。由于早有思想准备，都吐到了车外。有人说“风凉话”了：“坐汽车都会呕吐，还想开飞机？”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后来我想了个土办法：用棉花塞住两个鼻孔，用嘴呼吸。虽然吸了一嘴的尘灰，但呕吐减轻了。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幻想：也许飞机上设备好，闻不到汽油味儿，可能就不会呕吐了。
重庆是一座山城，城市就建在连绵起伏的山坡上，所以房子高高低低，马路上坡下坡；但很繁华，商铺林立，货物充足，街上人挤人c肩碰肩。城市很大，步行一天都走不出重庆。
重庆还有个特点：街上看不到自行车；因为尽是陡坡，上坡骑不上去，下坡刹不住车。挑夫很多，遍布全城。他们手提木棍c竹杠c绳索，到处揽生意，抢着帮人挑行李，以此为生。重庆人管他们叫“棒棒”，意思是说他们是手提棒棒找活儿干的人。
西南大军区安排我们住进了一个军人招待所。招待所也是建在山上，进所要爬几十个台阶。这在重庆是普遍现象，不足为奇。
到招待所后，又是许多天的等待。我估计是大军区干部部又在审查我们的档案，我们只好再天天当“压路机”。这回是压重庆的马路。
若干天后，大军区干部部通知我们启程北上。还好，这次他们没要我们去面谈，直接就放行了；还把两个分区的人按军种重新划分，去海军的由我分区的那位老资格连级干部带队，去空军的由我分区直属警卫连副连长带队。各自去的地方也不同，我们去空军的上北京，他们去海军的赴大连。
在安排行程时，那位老资格的连级干部和另一个分区来的一名干部不知因什么事情吵起来了（从服装上可以看出：干部的军棉衣肩上只有一条缝合的线，战士的军棉衣肩上则缝了两层布，还绗了几道线，就像是两个垫肩。发下来时，有的战士说调皮话：“看见了吧？上级叫干部不要劳动，战士要劳动，所以在棉衣上给我们缝上了两个垫肩。”）。双方互不服气，越吵火气越大。那个连级干部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套战士服穿，于是，那个干部同志就讥讽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才当了几天干部？”因为他见“老资格”穿着战士服，以为他是新提拔起来的。我分区有知情者不服气，嘟哝了一句：“你才是‘只当了几天干部’。人家的资格肯定比你老。”声音不大，两个吵架的人都没听见。那时候部队里人与人之间如果发生了矛盾，常常会比资格：“你是哪年的兵，敢来管我？我腰里的皮带也比你的军龄长！”闹提拔的时候更是要把资格摆出来：“我是哪年哪年的兵，凭什么提他不提我？”为了打压这种摆老资格的风气，一位大首长曾在大会上大声疾呼：“资格老有什么了不起？井冈山上下来的的骡子还在驮炮弹呢！”这话说得有点“损”，伤害了一大批老资格的心。说这种话的人首先要自己是很老的资格，还要职务很高，才敢这么说，否则不但镇不住，还要“炸锅”。
我们的这位“老资格”太老实了，他不知道顺着对方的话说下去。如果他说：“我没当几天干部？老子1946年参军，打淮海的时候就当排长了，你呢？”对方准得“吃瘪”。他却弃重取轻，说什么“不管当了几天干部，上级叫我负责，你就得服从我的安排。”居然承认了对方的估计，不肯讨论“当了几天干部”这个于他极为有利的话题，让对方更神气地认为他是“新提拔的”，更不买他的账了。你说这个人老实不老实？
到后来两个人也没吵出什么结果，终于不欢而散。
那时我穿的也是一套战士服。当棉军服发下来时，我看了看科里通信员发的战士服，在他的军服肩部摸了摸，随口说了一句：“你们的军服好，牢。”那个通信员特机灵，他马上接嘴：“那我们换？”我觉得无所谓：“换就换。”通讯员立即趁热打铁，当场就脱下来和我调换了。通信员穿着那套干部服神气地晃来晃去，很是高兴。我想，我这个时候如果和什么人发生矛盾，人家肯定也要拿我的衣服说事。呵呵，什么年代都免不了“只认衣衫不认人”啊！（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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