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42)二营教导员饮弹身亡,走火?自杀?

    对这个警卫员我也有比较深的印象: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胸脯挺挺的,五官端正,眼睛大而明亮,面孔白皙,天生的晒不黑。驳壳枪一挎,皮子弹带一挂,确实很“帅气”。不过他的“帅气”是白脸式的“帅”,而不是高仓健式的“酷”。警卫员没什么文化,农村出身,人很老实,就是天生的“俊”;是老天爷特别关顾他,别人没什么可说的。可是部队里还是有人不满地议论:“和平了,首长挑警卫员也要挑漂亮的了。过去战争年代,挑警卫员要挑军事技术好的,个子大的,力气大的,打起仗来能保护首长;首长负伤了,能有一把力气把首长给背下来”按说首长挑警卫员挑个漂亮的,也没什么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带出去像样点嘛。但那个年代,群众对领导要求高,不平则鸣,老兵们讲怪话c发牢骚那是常事。那时的领导也有容人之量,只要不影响战斗c工作的大局,对他个人的非议,一般都不会去追查。以至于有些老兵胆大包天,说出一些离谱c出格的话。譬如说:“打仗身上钻了个眼儿,只比一点儿。”c“淮海c渡江c再把匪来剿,比差不了多少。”传到领导的耳朵里,领导也只是笑笑,骂一句:“这个家伙,胡闹台”一般不会去追究,更不会去把他们打成“恶攻”。

    可是你别看了这些牢骚老兵,平时虽然有点稀稀拉拉,打起仗来可特勇敢,他们军事技术好,有战斗经验,人又机灵,能眼观四路c耳听八方,会匍匐前进c波浪式起伏,常常是冲杀在最前面。如果指挥员牺牲或负重伤了,他们就敢于挺身而出,大喝一声:“听我指挥!”能指挥一个班个排,甚至一个连!

    不知什么原因,团政治处青年股长对我特别好,见我总是笑眯眯地打招呼。青年股长大概二十三四岁的样子,北方人,面孔白皙,像是个知识分子干部。一天,他对我说:“准备让你担任团司令部团支部的支部委员。”我一愣,说:“我还没转正呢。”他说:“会解决的。”不久,就宣布我提前转正(提前了两个月),随即经青年股提名,当选为团支部委员。我心里有点惶恐,想想军大对学员申请入团时的那种严格要求,我入团c转正和当选团支部委员都来得太容易了。

    这天,我接连翻译了几个时的电报后,觉得有点累了,就到楼上的走廊上去看风景:远山朦胧,可见梯田里有人在劳作;近处热热闹闹。乡民们背着背篓当街,苗族妇女摇曳着多褶的长裙,头顶水罐运水,好一派安居乐业c和平兴旺的景象!

    忽然,我看见二营长一脸紧张c气喘吁吁地匆匆走来,快步走进副政委的房间。二营长是全国战斗英雄,我在军报上看过写他的英雄事迹的文章,标题是《炮烟一卷英雄到》,写他在淮海战场上杀敌立功的故事。他曾经光荣地出席过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受到的接见,是团里响当当的标杆式人物。出了什么事情,竟然使我们的英雄如此紧张?我预感到可能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一会儿,消息就传遍了团司令部:二营教导员死了!怎么死的?用自己的驳壳枪把自己给打死的。

    二营教导员我见过多次,年纪很轻,大概二十四五岁的样子,高大的身材,白皙的脸庞,秋冬季节时,他穿一件营级干部的绿色棉军大衣来团部开会或汇报工作,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英气(连级干部的棉大衣是黄色的;团级干部穿黄色的粗呢大衣,被人笑称“麻布袋”;师级干部穿绿色的细呢大衣,排以下〔含排〕不发棉大衣。那时候虽然没有军衔,不挂牌牌,但军内人员一眼就能看出谁是什么级别的干部,那都是受人尊敬的标志。我在分区机要科时,上级照顾我们要加夜班,发给我们几件黄色的棉大衣,作为加夜班时公用,我曾穿上它照了一张相。科里同志看了,说:“嗬,连级干部嘛!”我兴冲冲地寄了一张给母亲。六年后,我请假回乡探亲,和妈妈一起看照片簿时,妈妈指着那张照片说:“像个勤务兵。”)。

    二营教导员来到团部时,团作战股的参谋们对他都很尊敬,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他每次来团部,汇报或会议之余,还会到团部篮球场上去投投篮。从他的上篮动作看,篮球打得还不错。我不清楚他的文化程度,从举止风度看,像是个知识分子干部。听说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在团里口碑很好,要不,怎么会跟全国战斗英雄搭班子呢?而且还盛传他要提上来,要进入团的领导班子。这样一个前途看好的干部突然死去,这在团里当然是件大事,从而引发了种种的猜测和议论:有的说,他是自杀的,因为他出身地主家庭,他的家人被斗被杀,他想不通,自杀了。有的说,他有个习惯,擦过枪后会朝枪口看看,可能是这时不慎扣动了扳机;像他这样的久经考验的营一级干部是绝对不会去自杀的

    此后几天,团里的几位首长都紧张地分头下去搞调查,回来后又闭门开会。忙乎了几天后,团副政委交给我一份电报手稿,让我发到分区去。电报的大意是:我团二营教导员于年月日非正常死亡。经调查了解核实,确系擦枪走火

    这事算是划上了一个句号。

    不过底下的人还是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许久,这个事儿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分区机要科来电报,通知我俩回分区去参加民主运动。什么是民主运动?我想,顾名思义,大概就是发扬民主吧。

    经团首长批准后,我俩搭分区运货的大卡车回分区。

    真巧,卡车停在施秉县城过夜。我的舅舅c舅母正好在施秉县工作,我可以去看看两位长辈了。

    卡车在施秉县城停下时,天已黑了。押车的干部和司机要去找地方住,问我们怎么办?我们俩一商量,就傻里瓜叽地说:“天太热了,不找房子睡了,就在这里露天睡一晚,更凉快。”原来卡车停的地方,旁边就是过去的店铺,那种老式店铺有宽宽的柜台突出在店面外面,我们认为睡在外面柜台上比睡在房间里凉快。押车的干部大喜,有了义务的看守,那还不好?就连忙说:“那好,那好,你们就睡在这里,顺便帮我们看着点车上的货。”

    他们走后,我对机要组长说:“我的舅舅c舅母在这里工作,我去看看他们。”机要组长说:“你去吧,快去快回。”

    我一路借问着,找到了县政府,看到了舅舅c舅母。

    舅舅c舅母看见我,很高兴,不断地问长问短。我发现他们住的房间里还有步枪c手榴弹,我就问:“你们还发武器?”舅舅说:“土匪闹得凶的时候发下来自卫的,后来也没收回去。”舅母说:“那时候很紧张c很危险,天天担心土匪要来攻打县城。现在已经好多了。”

    我想起裤子口袋里的“负担”,决定在这里“减负”。我离家时妈妈不是给了我6块银元个金戒指吗,后来姚素又给了我4块银元。10块银元加一个金戒指,放在裤子口袋里,死沉死沉的,用又用不出去,丢掉又可惜,实在是个负担。还又怕被人发现,一旦被人发现就讲不清楚了。有一次,听大报告,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机要员转过头来和我说话,无意地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上。我怕他碰到我裤子口袋里的银元,就赶紧把他的手推开。他就打趣我:“怎么,你的腿摸不得?要是姑娘摸你的腿,你不要太高兴啊!”我不敢和他争辩,怕他再伸出手来乱摸。现在终于有机会“减负”了:我拿出那个纱布包,解开来,把6块银元和一个金戒指交给舅舅c舅母,请他们保管。另外4块没有交给他们,我怕姚素以后需要,向我要回去,我还得还给他。

    舅舅开我的玩笑,指着金戒指和银元说:“果然是地主啊!”

    告别舅舅c舅母,回到停车的地方。机要组长已经睡在一个柜台上了,但还没睡着。他看见我回来了,就叫我自己找个地方睡。我便在街对面的店铺柜台上躺下。

    街道窄,两个柜台相隔不远,我俩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躺着扯闲话。突然,我想起前几天有人给我讲过的一件事,就说:“睡觉警觉点,听说三穗县有个哨兵站哨时打瞌睡,叫人把头给割了。”说罢,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天已大亮。机要组长见我醒了,就埋怨我:“你这个家伙,说得那么可怕。说完了,你就呼呼大睡,害得我一夜没敢合眼!”

    我听了,哈哈大笑:“我可不是故意的啊!”

    这就是年龄上的差别: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既无远虑,也无近忧;人家已经是居安思危的大人了。我得了便宜还卖乖,取笑地说:“谢谢你给我当了一夜的警卫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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